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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碟说:消失20年的陈佩斯:你无论上不上春晚,都是喜剧之王

发布于:2018-03-06 | 作者:搞笑科普知识网 | 已聚集:人围观

 蔡康永有句箴言:“一定要消失。”他这句话针对的也许是娱乐江湖,也许是名利场。

 

但有的“消失”,是被时光裹挟,被际遇累及,被迫性退出,而陈佩斯,是选择性“消失”,他离开春晚的20年,也是被念念不忘的20年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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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几何时,他是春晚的常客,是收视率的保证。那些光影流年里,他塑造的一系列小人物给广大观众带去了无数笑声。

 

作为老一代表演艺术家陈强的儿子,陈佩斯子承父业,在70-90年代出演了很多喜剧电影与电视剧。

 

但让他大放异彩的,却是在1984年的春晚舞台上,和朱时茂合作的小品《吃面条》。

 

 

简陋的舞台,简单的道具,疾徐有致的节奏,阴差阳错的矛盾冲突,看似浮夸的表演,他却将那个自作自受的蹩脚演员,以一种“虚张声势”,又不失善意调侃的幽默方式,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。

 

曾几何时,在那个年代,快乐与尊严都是奢侈品。但短短的十几分钟,他却给全国观众带去了久违的快乐。

 

1984年春晚导演黄一鹤回忆说:“《吃面条》是我们国家晚会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小品。”

 

 

也正是这次演出的火爆,让“小品”从演员的训练课,走入了大众视野。

 

其后他与朱时茂继续合作,在春晚舞台演出了《烤羊肉串》《主角与配角》《警察与小偷》等脍炙人口的经典小品,形成并巩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,成为中国内地最具代表性的喜剧明星之一。

 

 

此前在舞台上,太多的高大全和伟光正形象,而他饰演的小人物系列,却真实揭示出那些庸俗的、市侩的、油滑的、拙劣的,充满了瑕疵,却令人倍感亲切和接地气的众生相。

 

《吃面条》中的愚鲁应聘者;《烤羊肉串》中的奸猾摊主;《主角与配角》中一心想演主角,却总是弄巧成拙的“配角”;《警察与小偷》中胆小如鼠,蠢笨可笑的小偷,夸张丰富的肢体动作,配上他时而“猥琐”,时而“委屈”,时而“狡黠”,时而“憨直”的表情与语言,滑稽十足却又恰到好处,大开大合却又收放自如。

 

在诸多艺术作品里,小人物们经常是被怜悯与同情的,也是被讽喻与批判的,他们往往可怜不可亲,可恨不可爱,而能将小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,一身市井气却不乏率性,几分苟且里也能见其真诚,令人捧腹之余却能产生共鸣的,在小品演员里,非陈佩斯莫属。

 

 

他演的虽然都是小人物,却没有对弱势群体的肆意取笑;包袱频出却不是靠抖小机灵,没有硬拗,没有煽情,自出机杼,浑然天成。

 

这种高级感的小品,自他之后,再难一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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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先后11次登上春晚的舞台,最后一次终结于1998年的《王爷与邮差》中那个远去的背影。

 

 

1999年初,陈佩斯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,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,擅自出版并发行了他和朱时茂在历届央视春晚小品作品的VCD光盘。

 

两人通过登门、打电话和去函等各种方式去寻求解决办法,但他的合理诉求均被置若罔闻。未果,两人愤而诉诸法律。

 

 

在此之前,多少人劝他息事宁人,本来可以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,这是多少人削尖脑袋想攀附的雄厚资源,而你为啥不识好歹,与之为敌?

 

但他就是“一意孤行”,执拗地想要个说法。这个说法就是,一个微小的个体,即便在强权下,仍可以得到被尊重的权利。

 

在社会生物链的最顶端,一切堂皇的、煊赫的、盛大的,总昭示着生杀予夺、无与伦比的强悍,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呢,是最负重的群体,却往往是最隐形,也最被无视的。

 

"当个体不再被尊重的时候,这个社会将变得非常残酷。"

 

官司尘埃落定后,虽然央视一审败诉,他们终获赔偿,但陈佩斯也只拿到了16万余元的侵权赔偿金。

 

 

2014年,陈佩斯接受记者采访,回答他反抗央视侵权的意义时,表达了这样的初衷:“必须要有人说,否则的话,五十年后、一百年后,(后人)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,他们会愤怒,他愤怒不是强权,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这个人,我的后代一定会为我(感到)丢脸。”

 

所以,他明知面对势大翼广的天字第一号媒体,做出这样的反击,无异于以卵击石,甚至会让自己“死无葬身之地”,他还是去做了!

 

“太岁头上动土” ,后果可想而知。

 

其后陈佩斯被央视封杀。之后不久,各个电视台和演出单位也放弃了对他的“追捧”,他再也接不到任何与广电系统有关的演出邀请。没了商演的收入维系,他此前一手经营的影视公司也面临关门的危机。

 

创办于1991年的影视制作公司,是陈佩斯多年心血的结晶。当时公司专门投资拍摄喜剧电影。他也因此被人称作中国第一批独立影视制作人。

 

从1991年到1997年,陈佩斯一共投拍并主演了《父子老爷车》《编外丈夫》《太后吉祥》等6部电影,其中多部被评为当年“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”。

 

《父子老爷车》剧照

 

被封杀后,他坚信自己有能力不会被“饿死”,但是他太自信了,他不知道有些势力强大到,可以手眼通天,他投资拍摄的贺岁电影,没几天就被人因某种原因从电影院撤下。

 

电影亏损,让他的公司也随之破产。四面楚歌,兵败如山倒,一夜之间,他几乎变成了一个一名不文的穷光蛋。

 

那时,他正上小学的女儿要缴费,区区的280块钱,他翻遍口袋,只找出了147块钱,于是灰溜溜地背着女儿回家去找妻子拿钱。

 

陈佩斯与妻子

 

从万千瞩目、星光璀璨,到“销声匿迹”,乏人问津;从一个人独挡一面,撑起一家偌大的影视公司,到连女儿的学费都掏不出,这种断崖式的巨大落差让他不由心生“英雄末路”之感。

 

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吊诡之处:有时你以为走的是通天大路,甚至已经臻于光明极顶,可是,忽然一股飓风,又把你抛至人生的谷底。

 

山穷水尽时,他得知妻子背着他用多年积攒的存款承包了北京郊区的一片荒山。于是,两人向死而生,“土里刨食”。

 

在山上盖木头房子,吃“大锅煮”。厨房里没有煤气,唯一的燃料是漫山遍野的枯枝败叶。每天早上起来,夫妻俩一人背个大背篓,捡满一背篓的落叶树枝回来生火。

 

 

更艰巨的是,去杂草,搬石头,挖树坑,种树苗,除虫害。每天天色未亮,即起巡山。一万亩的荒山巡视一天有时就得走七八个小时。

 

脚板磨破,手生老茧;皮肤粗黑,胡子拉渣,那段时间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山民,没人知道这个在大山里起早贪黑,躬身种树的人,就是那个曾经在舞台上给大家带去无数欢笑的陈佩斯。

 

后来,当别人提及他当年的种种艰难,表达敬意时,他说,我跟人家比起来,已经是“上帝的宠儿”了,我没资格叫难。

-3-

两年后,靠荒山种树得来的35万元,陈佩斯重新回到他热爱的舞台,但这个舞台,不是春晚,而是话剧。演话剧成为他“涅槃”之后的一个新起点。2001年,他和他的公司推出了话剧《托儿》。

 

《托儿》剧照

 

为了这部话剧能够上演,从来没有做过广告的陈佩斯生平第一次成了一家企业的代言人。他孤注一掷,将所有积蓄全部投入到了他的首部话剧上。

 

在中国话剧的“圣殿”北京人艺,连演员都要纷纷下海去演电视剧的年代,许多人对他的疯狂之举感到匪夷所思,他却“逆流而上”。

 

有人对他半提醒半担忧地说,你们如果不怕赔钱就做吧。

 

作为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,他原来估计是赔34万。

 

结果这部话剧大获成功,《托儿》在长安大戏院的首场上座率就高达95%,当第30场演出结束后,就已经收回了全部投资。

 

有了《托儿》的丰厚利润作为周转资金,随后推出的《亲戚朋友好算账》和《阳台》等也进展顺利,并广受好评。

 

 

《阳台》以麻辣犀利的风格针砭时弊,直击社会“痛点”。迄今在全国各地演出已500多场的《阳台》,被上海戏剧学院纳入教科书。

 

但演完《托儿》与《阳台》后,他一度变得骄矜自负,觉得十年内,论其喜剧水准,不会有人“望其项背”。

 

而排演《戏台》时,他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底蕴不足,于是又开始卯足了劲继续充电,在原来业已建立的喜剧理论体系基础上,深耕细作,日臻完善。

 

 

有人感叹:像陈佩斯这样专业系统研究喜剧理论,并有多年舞台演出经验的人,在中国,找不出第二个。

 

在喜剧领域,他成了“一骑绝尘”的领先者。

 

当太多的人将喜剧平面且肤浅地理解为插科打诨,嬉笑怒骂,就是一堆噱头与笑料的堆砌,就是博人一乐的形式时,他一直思考并寻求着对“喜剧”的体认与探索。

 

他讲起在河南拍电影《少爷的磨难》时,有一场光着脚追汽车的戏,那条农村的土路上布满了蒺藜刺,他的脚上扎满了刺,还得挣扎着往前跑。

 

《少爷的磨难》剧照

 

“导演一喊停,哎呀,疼啊,痛,坐在地上一个一个往外拔,一拔一股血出来。”

 

当他疼得摔倒在地上的时候,旁边围观的人却笑得非常开心。

 

这种笑是道德的吗?他为此苦思很久。一切幸灾乐祸,也许无关道德,但有关人性。对人性的折射,从一场笑声中便可见其端倪。

 

所以,在他眼里,喜剧都是从悲剧悲情的线索延伸出来的,所有的喜剧让人发笑的东西,其实它最核心的部分都是悲情。

 

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,被处决前,不会写字的他竭力在画押时把那个圆圈画得圆一点,惹人发笑的行为,可是多少人读到此处,却是笑中带泪:一心想革命的阿Q,直到死,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枪毙。

 

 

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,而真正的喜剧,在它看似荒唐、荒诞甚或扭曲的内核里,令人悲悯与沉思的东西更是蕴藉深远。

 

中国人惯使小聪明,呈现在一些小品里,“把人耍得团团转”也能被当做“高明”的包袱。在他看来,将骗人当做成功和胜利,把被骗当成可笑, 是全社会价值判断的扭曲。不是艺人个人问题,是全民族的问题,因为有什么需求就有什么奉献。

 

他非常喜欢卓别林在《舞台生涯》中的最后一个镜头,他说这让他真正认识到喜剧的真谛:一个伟大的日子,卓别林在舞台上完成了自己追求一生的事业,最后跳进一面大鼓,以痛苦换来了观众暴风骤雨般的掌声。

 

在这个时代,太多的人打着艺术的旗号,做的其实是“商业”,而他真正做的是“专业”。

 

不要问大师为何难寻,一个浮躁喧嚣,膜拜“金钱教”的国度,大师风起云涌才是咄咄怪事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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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1998年告别央视春晚后,他就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。最近几年,在“最希望谁出现在春晚舞台”的网络票选中,陈佩斯总是遥遥领先。

 

2011年陈佩斯就表示有春晚邀约,但他拒绝了,后面一年又接到邀请仍坚拒。

 

“他们随便对我说‘NO',我也对他们说一次‘NO'!”尽管20年前说“NO”的代价如此沉重。

 

当时与他同期,或者比他辈分更小的人,现在大多已风光无限,名利双收。有记者问他:您对当初的行为是否后悔?

 

他面色平静:“我不后悔!”

 

命硬学不来弯腰的人,甘愿承受一切选择之后随之而来的结果。

 

 

坚守自己的原则与理想,不卑佞,不低头,唯一能让他屈膝和朝拜的只有艺术。

 

有人说,这个世界上不缺聪明人,缺傻子,缺一根筋的傻子,缺不信邪的傻子,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傻子,缺不堪其忧,也不改其乐的傻子。

 

那些在戏里和生活中扮演大人物的人,往往一不小心,就露出“皮袍”下的那些“小”,而他,演惯了小人物,才是真正的大写之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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